丁玲的《阿毛姑娘》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虽然处在不同的时空中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虽然处在不同的时空中,但都深入细致地揭示出社会转型期间,受到现代都市文明吸引、觉醒的乡村女性对于幸福的苦苦追寻,和这一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而窒息的独特的生命形态。

在她们的人生悲剧中,涵藏着她们时代的悲剧,其中的理想精神召唤着人类灵魂对于生命攸关的感情上的温暖永不泯灭的质疑和守望。

丁玲的《阿毛姑娘》刊载于年的《小说月报》的头条位置,时值第一次国内大革命;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则完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年之间。一个含蕴着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一个却是对历史的讽刺的写照。

当二十年代早中期,鲁彦、许钦文、许杰、彭家煌等乡土派作家的“侨寓文学”以朴实、深沉的笔墨,冷静中含着悲悯与激情,审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东南沿海宗法制农村。

在资本主义殖民势力侵袭下,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异以及人性在本土与外来的双重异化形式中的扭曲时,丁玲的《阿毛姑娘》却在这一过程中“体贴透视”出在中外文化的交流撞击中,在都市文明对于乡村文化的扩张与挤压中,现代中国的乡村女性从物质出发所迸发的一线精神光明、一点生命灼发出的理想之火以及合乎历史必然要求的欲望的清新。

这是一个城市知识女性对于“自我的他者”——乡村女性的内心生命世界大胆热情、清新明丽、细致深沉的看取。

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端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横绝今古的浪漫主义精神,在绵延了几千年而不绝如缕的传统文化内部激起了强大的冲击波。然而,现实中国急迫的问题太多,历史不可违拗地匆匆向前,“五四”浪漫壮潮到了年也就差不多趋于尾声,一场更切实的社会变动已经展开。

时代转换之际,消歇的“五四”浪漫主义情愫却在中外文化的冲撞突变中,积淀于社会的“低级人物”阿毛的生命情态中,燃起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光。

“现在”的环境促使她涌动起生命的春潮,然而广阔无边的社会历史现实又箝压着她这颗异常孤独、倔强和执著的灵魂。

就在历史的多层面性对人物心灵的围困束缚中,才压抑出人物心灵深处积聚的人性光明——由于理想之光的照亮而萌发的对于和生命悠关的感情上的温暖的永恒追求,表露出湮没于历史深处而超越时空的现代意识。

乡土中国对于物质精神文明现代化的血液般生生息息的追求以及超前的女性自我意识。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丁玲可贵的平民意识和把握连续不断的历史生活之流的“男子丈夫气”。

丁玲之所以要以城市女性知识者的眼光反视这样一位生活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之交、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受到现代都市文明强烈冲击的,由偏僻的乡村迁移到西风东渐的中心地带上海、杭州等大都市边缘生存的村姑形象,召唤着伦理暗夜中,处于社会结构最底层的、与中国现代化命运紧密相关的女性心灵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日常生态的自我展示。

展现出醒觉后的乡村女性对于传统的男性生产方式的反叛。传统男性化生产方式强调的是生产而不是消费,是有报酬的劳动而不是家务劳动,是资本的力量而不是人的力量。

这一形象如此独特的生存经验也许只有在视域融合中,才能发掘出这不同时空中,两位女性主人公灵魂的悲剧及其深广的时代内容:不安于命运,而孤独→遐想→追求→死亡。

在这“独特”的生存经验背后,是两位作者对于社会的“低级人物”的生存方式感受与体验的深和细,以及其中内含的“观察与分析的奇异力量”。

尽管阿毛生活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爱玛(她的社会称名是包法利夫人)则活跃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

尽管爱玛在青少年时期曾接受过贵族式的修道院教育,阿毛则“无知无识”,但她们却都是生活在各自国度里浪漫主义退潮(阿毛所处的时代则是“五四”运动落潮期)、时代转换之际、大都市边缘、城乡结合地带的农家女儿。

私人性或个人性的女性个体生存的真实体验日益向社会化的过程递嬗,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旧的生活体制的根本矛盾。

社会文化的变迁和个性的成长,使她们经历着主体心理的裂变,追求着高于现实物质层面的别一种人生的情味,从而在精神层面上,她们与平庸、昏黑的日常现实区别开来。

然而,有别于众人的人生追求与时代和周围环境不相和谐的沉郁,现实道德与理想道德的矛盾冲突,却使她们徘徊在心理的明—暗之间:“心理的明—暗就是遐想,一种平静的、使人安宁的遐想,这种遐想忠实于自己的中心,并在中心被照亮,没有在内容上受到压缩,而总是有些溢出到外面,把它的光染在昏暗之上。”

合乎历史必然要求的心理欲望构成对历史情境的批判和超越。阿毛渴盼着更高更美的生活的希望凋落在历史发展滞后、“家”的泥淖里。种田、养蚕等传统生产方式都不能提供支持阿毛欲望的现实途径和一丝梦想成真的欲晓曙光。

“并且,当她一向他(小二,阿毛的丈夫)说起种田不好时,他也要骂她癫。他问她到底要做什么事才好,她又答不出话来。”

执著、朴挚,在母亲一样的大自然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阿毛,凭着天生的敏感和生命的激情,触摸到了制约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经济。从旧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里断裂出来的新的人生追求困顿不堪。

同在一个屋檐下,爱玛和包法利的生活观念、思想情绪、情感本质却形成鲜明的对照。作为男人的包法利不可能明了这种差异的实质,旧的道德观和宗教观阻遏着她活泼的欲望和生命自由的冲动。

就在这样的时刻,鲁道尔夫(还有莱昂)变成她想象中传奇般的骑士。她直觉到了社会文化变迁的诱惑,但她还是把自己的希望与梦想寄托在另一个男性的身上,即她认为能够把握社会生活变化的高大、健美、强有力的男人。

突破道德约束的爱玛感受到了感情冒险的巨大兴奋和心悸。那长久地自我束缚,灵与肉处于抑制状态,干燥枯闭的心如卷曲的莲完全打了开来。然而,她生命中的光亮却越来越幽淡。

饱经欲望折磨的爱玛不无悲咽:“为什么她生活里老得不到满足,依靠在什么上面什么就垮掉?”

在爱玛的潜意识里,她不可能像男人那般自由、独立地拥有现实的物质基础——钱。

贵族时代的浪漫习气、资本主义阶段的虚荣消费深深地牵绊着她想要高飞的翅膀,以致于沉埋在闺阁中的脂粉气里,无法实现个性的辉煌和生命的尊严

在阿毛的人生轨迹中,更多的是物质的贫困造成的心理的悲凉。这是一位被奴役的女性以觉醒者的目光,对于尚处于盲目中的农村女性生命形式的反视,对于中国社会现实变动的质疑和反思:“按理说人应该有幸福,然而为什么却得不到呢?”

丁玲正是以此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人性量度,来描绘她笔下的新女性的。

在包法利夫人灵与肉的搏突与分裂造成的生存悲剧中,隐蔽着福楼拜对于灵肉是否一致的思考和对人类苦难的拯救,究其更深层的原因也在于“小人物”物质的贫困。

只不过作者藏起自己的感情,含着尊重,直追其生命形式的一致性,显示出冷静中的激情与讥讽。而对阿毛单纯外表下重重叠叠心理纷扰的剖析,丁玲在热情中带着愤激与控诉。

两位作者不同的情感态度,鉴照出两位主人公所生存的典型环境、性格深层以及写法的差异。

爱玛和阿毛作为时代转换之际、大都市边缘、城乡结合地带的农家女儿,相近的人生区位,使她们有着相似的性格核心与人生轨迹。但是,她们毕竟处于不同的国度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圈内,乡土/城市在爱玛和阿毛的生命中织出不同的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