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程老师学校补充了一部小说的整本书阅读，这就是加缪的《鼠疫》。今天我的文章是《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如同中了鼠疫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能临时发这篇文章。

重读《鼠疫》，惊心动魄，与眼前的疫情丝丝入扣。伟大的诺贝尔奖作品，都具有超越时间、空间和题材的能量。

在《小说的艺术》中，米兰?昆德拉这样说：“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可能成为的一切，是人可能做的一切。”

加缪诺贝尔获奖作品《鼠疫》就是如此，在它的扉页，加缪引用达尼尔?笛福的论断：“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

加缪毫不讳言，整部《鼠疫》意在言外。

把人物打入第二情境

“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禁生活。”意味着在鼠疫的监禁生活中，作者试图再现人们内心中的隐秘的不被别人甚至也不被自己所觉察的另一种情感趋向。

且看别样的监禁生活。

奥兰城市平常丑陋，毫无色彩。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也没有花园。甚至连春天的到来，也只能坐实于市场上出售的鲜花。

这里的人们，工作，既狂热又心不在焉；不得不相爱又不知道在相爱；生病只会让人倍感孤独，死亡则更加令人乏味。他们既没有学会相爱，也没有学会死亡。

一切都在平庸之中，甚至连美不胜收的大海，奥兰也背对着它建造。更要命的是，人们忘却了思考，习惯了平庸，习惯了平庸生活中的功利，并且从平庸的生活中打捞出悠闲自在，然后，昏沉沉睡去。

这就是奥兰的城市生态。但加缪一定要颠覆这种状态。

如何颠覆呢？答案是“用别样的监禁生活”，也即孙绍振所说的“把人物打出正常轨道”。

在正常的情况下人的知觉、感情、意志、欲望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多层次结构，你只能看到它的表层。只有把人物打出正常轨道之外，使人“处于别样的监禁生活中”，在动态、动荡的情况下，人物内心深处就会一览无余。小说的艺术就在于冲击人物静态的感觉、知觉，使之发生动乱，失去平衡，从而解剖出人物真实的内心情感，深层的心理结构，以及刹那间显露出来的心灵秘密。

这种所谓的“别样监禁生活”，就是突然到来的鼠疫，鼠疫把奥兰的人打出了正常轨道，并彻底颠覆了人们的世界观。人们由起初的惊异逐渐转为恐慌、疑惧和怀疑。与此同时，人们开始了思考，直到死亡成了冷冰冰的数字。

这种心理的变迁很好地诠释了加缪的存在主义。作品是一种经常意在言外的哲学终点，是这种哲学的图解和完成。

鼠疫是真实的荒谬

加缪说鼠疫是一个不存在的事，他不过要用它来表示真事。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在鼠疫中读出了真实，读出了多层含义。

首先，鼠疫就是鼠疫，绝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附属物。作为一个独立体，它有自己的进程，真实的发展趋向，能够自足存在。不能独立存在的寓言故事是很难存活的。

小说开头便以“编年史主题的奇特事件”强调了小说的纪实性。

作者先从鼠疫诞生的恶劣环境写起，“整个夏天，太阳像火一样烧灼这干燥之极的房屋，给墙壁盖上一层灰色的尘土，人们只能在关得严严实实护窗板的保护下过日子。”

再到对一只硕大老鼠之死的细节描摹，“一只硕大的老鼠突然从黑暗的走廊尽头爬出来，步态不稳……原地转了个圈，轻轻叫了一声，终于扑到地上，从半张的双唇间吐出血来。”

再有就是鼠疫到来之后人们真实的心理变化。

市民们“呆在路角上，咖啡馆里，或是朋友家里，静悄悄的，心不在焉，眼里带着如此厌倦的神情，以致整个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像一间候车室。”

身陷鼠疫中的人们，迷惘和绝望使得他们变得疯狂：极端冷漠、花费竞赛、情感敏感。

最后就是鼠疫症状的高度逼真，高烧，澹语，呕吐，淋巴结一触就痛，稍一动弹就窒息而亡。

当人们面对这样的恐怖的场景，相信谁都会战战兢兢，汗不敢出。

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中写道：“真实是作品的必要条件，远不能算作品的优点；’对于优点，我们是凭着作者的眼光之远大，对他所涉及的现象的理解之正确和描写之生动来判断的。”

为了写作这部小说，加缪翻阅了众多医学书籍，对鼠疫的疫症表现，发病规律，治疗手段，鼠疫的可怖性，鼠疫来临时人的复杂心理，都了若指掌，举重若轻，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眼光之远大。

加缪曾说：“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但它最明显的内容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作者明显是用鼠疫的猖狂暗喻纳粹的猖獗。小说真实的描写了人们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法西斯思想就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疯狂，野蛮，非理性，无孔不入，让人窒息。

鼠疫还是荒谬生活的象征。里厄、朗贝尔、塔鲁、科塔尔、格朗，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态度，但相同的是，他们都生活在悖谬之中，常常循着自己的方向，走向生命的无常。

鼠疫还是安宁的被流放，正常的生活是健康的，安宁的，充满希望同情和爱的。而鼠疫则是对这些东西的破坏。鼠疫是不健康的，浮躁的，功利的，自私贪婪的，是适应了恐惧的麻木，是习惯了死亡的病态。

鼠疫的本质是被流放，被荒谬的生活所流放。起初，人们诅咒，挣扎；然后，接受、共处，并被格式化。当人们适应了这环境，就成了“鼠疫患者”。鼠疫的真正到来并非死亡的接踵而至，而是人们在鼠疫之中建立起的道德大厦的重新倒塌，在恐慌之中唤起爱的渴望再次逝去，当人们重新习惯了平庸和麻木，这才是真正的“鼠疫”。

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的“鼠疫”存在我们内心深处，是人性之中的恶。脚下那些小动物的尸体。“仿佛承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使他感到重负的体液，让一直在它身体内部折磨它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

其实，在瘟疫来临之前，鼠疫已经不止一次肆虐。而真正的瘟疫到来，不过是“疮疖和脓血”升到了表面而已。

塔鲁说：“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健康、廉正、纯洁，可以说是意志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意志作用是永远不该停止的。”细菌是自然存在的，一旦意志作用的东西停止了，鼠疫就会突如其来。

流放让人清醒，失落让人清醒，死亡让人清醒。

反抗荒谬的西西弗斯们

里厄和塔鲁，一个是人道主义者，一个是虚无主义者。里厄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因此“他有意识地站在受害者一边。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否荒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深爱着它，在荒诞中奋起抗争，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

但在和鼠疫的抗争中，理性主义逐渐导致了里厄的麻木。胜利之后，里厄感叹“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然而，知识和记忆依然逃不出牢笼。理性主义的里厄，竟然染上了些许虚无主义的色彩。

塔鲁则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一个精神上的圣徒，为了放弃杀人，他永恒地流放了自己。当鼠疫到来之时，所有的人都被流放，塔鲁却用通往安宁的同情心找回了自己。他避开政府单独组织起了一个志愿救护队。如果说鼠疫是在人们的心中，那么，圣人也该在人们心中。塔鲁用实际行动表明：一个人不信上帝，照样可以成为圣人。

但是他很快明白，在自己满怀圣洁的同情心与鼠疫斗争中，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一个谋杀的同盟者。塔鲁说：“当鼠疫患者是非常累人的。但要想不当鼠疫患者更累人。”在城门打开前夕，塔鲁成了鼠疫最后的殉葬品。荒谬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神甫和朗贝尔。一个是英雄主义者，一个则是个人主义者。但神甫的英雄主义，只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之上，他的慷慨激昂的演说背后，浮现的是上帝阴郁的面孔，他最终被上帝抛弃，也被信徒抛弃。这是神甫的荒谬。

朗贝尔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个人幸福就是他的信仰。为了自己的情人，千方百计的逃走。但在逃走的那一刻，却选择留下来，因为“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就是这城里的人了，灾难一旦降临，就不是个人的痛苦，而是集体的遭遇。”一个极端英雄主义反对者，最后却成为一个事实上的英雄主义者。

科塔尔和格朗。一个是鼠疫的同谋犯，一个是典型的受害者。科塔尔犯了罪，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他而言，就是“鼠疫”。当鼠疫到来之后，科塔尔身上的恐惧突然间被消解。他异常活跃，走私稀缺商品，大发横财。当鼠疫结束之际，属于科塔尔的“鼠疫”真正到来了。他发了疯，对社会而言，科塔尔自身就是“鼠疫”。

作为志愿者的格朗一直是个小人物，职位不能转正，妻子与人私奔，不幸的生活就是格朗的“鼠疫”。但他依然有自己的理想，写一部让出版商在办公室里脱帽致敬的书。他不断地修改自己的句子，就是不断地在修改生活，修改自己的命运。这也是反抗，小人物的反抗。格朗在对荒谬生活的反抗中获得了快乐和意义。

格朗遭遇了鼠疫，然而他顽强活过来了，他的痊愈是疫情发展的转折点。这正好体现了加缪的人道主义关怀，虽然生活本身是荒谬的，没有意义和答案可循，但是我们必须坚守和抗争。像格朗一样坚持修改句子，用所有的爱来抗争。

格朗的活下来，代表着一种希望，真正的英雄人物就是小人物，在荒谬的生活面前，他们的反抗，能够拯救大多数人的苦难。

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则走向幸福。

其实，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推着石头上山，承担无意义的世界，呼告无门，孤立无援。但加缪却固执的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能够在永无止境的责罚中感受到幸福，这恰恰是人的尊严所在。

如何感受到幸福？势必要用伟大的同情心找回自己，寻找被“鼠疫”流放的安宁，然后用意志力坚守住自己的高贵。

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