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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但思想界却并不显得暗淡，出现了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葛洪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代表作《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无论在中国道家思想史还是中国儒家思想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讲我们要介绍的是《抱朴子外篇》。

　　葛洪是晋朝人，他的远祖葛浦庐曾经辅佐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官至骠骑大将军。后来，葛浦庐把爵位让给了弟弟葛文，自己率全家迁居到江南的句容，定居下来。葛洪的祖父葛系，在三国时期的吴国担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大鸿胪等要职。葛洪的父亲葛悌，先在吴国任五官郎中、会稽太守等职；入晋后，又任肥乡令、邵陵太守等职。由此看来，葛洪出身于上层的士族家庭。

　　葛洪十三岁时，其父去世，家道中落，年幼的葛洪不得不亲自操持农活，于耕种之暇发奋苦读。他在《自叙》中回忆了这段艰难的生活：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因此我过早地失去了父亲的教诲。当时的我，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自己还要亲自去耕地收割，晚上披星戴月踏着野草，辛勤地在田地里劳作。再加上连续遭到战乱之苦，先人留下的典籍荡然无存。在农耕的空闲时间里也无书可读。于是，我只好背着书箱步行到别人家中借阅，然而，在一处人家里，最终也很难借到所有书籍。后来，我自己就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砍柴，然后卖掉，从而买来纸笔，供自己使用。白天就到田地里去劳作，晚上就点燃柴火照明，写字读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没办法早一些涉猎各种典籍。因为经常缺乏纸张，所以每次写字的时候，纸张的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很少有人能够阅读。

　　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感动的辛勤劳作和励志读书的画面啊。葛洪虽然出身于上层世家，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十六岁时，葛洪开始学习《孝经》《论语》《诗经》《周易》等儒家经典，并旁涉诸史、百家之言。他还对道家的养生修仙之法情有独钟。

　　葛洪逐渐以儒学知名。晋惠帝时，他应吴兴太守顾秘之邀，以将兵都尉的身份参加了镇压石冰起义的行动，因功被授予伏波将军。但葛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可见，对于葛洪来说，做官并非他的人生志向，读书做学问才是其一生追求。

　　葛洪一生治学，可谓是晋代之冠伦奇才，其知识之渊博、著述之宏富、见解之精深，在晋代作家中是出类拔萃的。葛洪的著作有很多，但大部分已经散佚了，幸而最能体现其思想的《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留存了下来。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中的“抱朴子”，作何解释呢？原来，“抱朴子”是葛洪的号。“抱朴”一词见于《道德经》第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意思是行为单纯，内心淳朴。正因为葛洪具备了道家所提倡的淳朴、自然的品格，所以被乡人称为“抱朴之士”。于是他就以此为号，并把这一名号用在了自己的书名中。

　　对于《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葛洪自己也做过一个说明：《抱朴子内篇》主要讲养生成仙，《抱朴子外篇》主要讲治国安民。这两部书的内容集中反映了作者以道教养生为主，以儒学治世为辅，内外并举、儒道兼修、仕隐变通的人生追求。

　　今天我们来看《抱朴子外篇》，可以知道这部书主要阐述了葛洪的社会政治、为人处世等思想主张。虽然葛洪自认为它属儒家，但实际上其中的思想比较驳杂，以儒家为主，兼采了道家、法家，甚至还涉及少量的墨家思想。

　　《抱朴子外篇》主要阐述了葛洪的社会政治、人生处世等思想主张。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肯定社会进步的意义，反对厚古薄今的历史观。

　　葛洪在《尚博》中批判了“今世所为，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的贵古贱今的观点。他认为，今人不亚于古人，今文也不亚于古文，并对“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这种荒谬可笑的说法，给予了抵制和批评。

　　在反对厚古薄今的同时，葛洪肯定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主张社会的变革。《省烦》中说：“夫三王不相沿乐，五帝不相袭礼，而其移风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意思是，夏、商、周三代帝王不沿用前代的乐制，上古的五位帝王也不因袭前代的礼制，然而他们改变了习俗风气，并使社会安宁、百姓安定，这是一样的。对礼仪制度，或改革或沿袭，或减少或增加，或删除或改善，何必一定要坐着船去登山，鞭打着马去渡河，身披着铠甲上朝堂，正值酷暑而穿着几层皮衣呢！因时制宜，适时而变，葛洪的这种社会发展观是正确的，在这一思想下，他提出要对过去的制度进行重新审查，合适者保留，不合适者加以裁汰或革新。

　　其次，提出了德刑并重的治国原则。

　　恩威并施，德刑并用，是中国古代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葛洪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了“刑为仁佐”（《用刑》）的治国原则。在《君道》中，他还指出君主对待百姓应该“莅之以慈和，齐之以礼刑”。在《用刑》中，葛洪则说：“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意思是，没有人不重视仁慈，但也没有人能够完全使用仁慈而使国家安定；没有人不轻视刑罚，但也没有人能够不使用刑罚就把百姓治理好的。他还列举了大量的史实，说明即使在上古理想的社会里，刑罚也是必不可少的辅政手段。他说，尧舜的仁慈就像上天一样，然而却不能原谅四个罪人。周公与兄弟的关系友善，然而也不能赦免管叔和蔡叔。孔子诛杀少正卯，汉武帝诛杀自己的外甥，虽然伤心得流下眼泪，可又要维护法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此举是杀一人以挽救万人，损害了少数人的利益但成全了多数人的利益。葛洪的这种重视仁政又强调刑罚的主张，对今日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不无借鉴。但是，葛洪又主张重刑，甚至提出恢复肉刑，这种做法则太过极端了。

　　第三，强调用人的重要性。

　　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用人问题。葛洪提出君主要把选择人才作为第一要务。他用了《务正》《贵贤》《任能》《审举》《擢才》等多篇来阐述这一问题。提出，君主要请出山水田园中被埋没的人才，举荐被遗漏的隐士，让贤臣在适当的职位上尽情发挥他们的才华，让俸禄与他们的功劳相一致，这就是国君对待贤臣的方法；为了国家日夜勤奋努力，尽心竭力地处理好各种政务，举荐善人而贬斥恶人，遇到该做的事情就勇敢地去承担，这就是臣下报答君主知遇之恩的态度和方式。君主选拔人才而为国效力，贤臣恪尽职守、积极作为，这样国家才会走向繁荣和兴盛。

　　第四，重视学习和教育。

　　《抱朴子外篇》专有《勖学》和《崇教》两篇，它们堪称姊妹篇，前者从个人的角度强调了教育、学习的重要性，后者则侧重于从国家政治角度来阐述教育的不可或缺。

　　葛洪认为，学习能够使人提高品德，增加知识，最终成为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他还指出，良好的天赋不能代替后天的学习，即便是圣人，其品德修养也是通过学习获得的，正所谓“周公上圣，而日读百篇。仲尼天纵，而韦编三绝。”这种观点，能够促人上进，有利于个人素质的提高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对于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葛洪也进行了阐述。比如学习要趁早，因为“少则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故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与性成”。又如，学习必须抓紧时间，不可荒废光阴，更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正所谓“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作者还举古代的圣贤为例：“先哲居高，不敢忘危，爱子欲教之义方，雕琢切磋，弗纳于邪伪。”先哲爱护子女的方法就是对他们加强教育。另外，只有那些道德高尚、知识渊博、性格刚直的人，才有资格当老师。

　　第五，提倡平和的心态和简朴的生活。

　　在《酒诫》一篇中，葛洪一开始就指出了多欲的害处及戒欲的必要性：“目之所好，不可从也；耳之所乐，不可顺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随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能够迷惑眼睛的，必定具有超众的美貌与鲜艳的花纹；能够迷惑耳朵的，必定是动听的靡靡之音；能够迷惑鼻子的，必定是芬芳的气味；能够迷惑嘴巴的，必定是美味佳肴；能够迷惑人心的，必定是权力功名。如果这几个方面都被迷惑了，那离遭殃也就不远了。接着，葛洪说道，聪明的人会严格地矫正自己的情绪和理智，不会放纵自己的情欲去追逐名利富贵，会用恬静的心来约束自己的思想，会用长远的打算来提高自己的品德。他们抑制自己的情欲，超过了防止堤坝的决口；他们控制自己的性情，小心得超过了用腐朽的缰绳去驾驭奔马。葛洪从大处着手，认为纵欲害人害己，清心寡欲则可以修身养性。

　　最后，葛洪还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

　　他提出要文德并重。魏晋以前，人们一般比较重视人的品行，而把作文放在次要地位。葛洪针对这种“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章的主要作用在于载道，因此“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二者同样重要。再者，葛洪主张文章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的创作标准，认为只要有好的内容，形式差一点也不要紧。当然，内容与形式俱佳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上乘之作。此外，他还重视文学的实际作用，提倡作文要有益于社会，即“立言者贵于助教”，对于那些空洞而无用的文章，葛洪则嗤之以鼻。他的这些观点，意在矫正魏晋时期玄谈的虚无之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在文风上，葛洪主张文学作品要通俗易懂。他说，人们讲话时总希望讲得越明白越好，务必让对方听懂，写文章也是同样的道理。

　　应该说，葛洪的上述观点是较为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北魏人的著述传世者不多，其中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xuàn）之的《洛阳伽蓝记》可谓是三部杰作。

　　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杨衒（xuàn）之的《洛阳伽蓝记》。

　　这是一部历史地理名著，其内容以记录洛阳佛教寺庙为主，书名中的“伽蓝”是梵文僧伽蓝的音译的略称，意思是僧院、佛寺。这里我们要注意，伽蓝记的“伽”，写法是一个单人旁右边一个加减法的加，这个字在这里不读“加”，要读茄子的“茄”。

　　这部书中除了记录佛寺外，还记叙了北魏定都洛阳期间的政治事件、重要人物、风俗地理、文化交流、传闻故事等，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对正史中记载的不足具有补益之功，因而有极大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现在一般写作杨树的杨，但历来有争论。或认为他姓太阳的阳，或认为姓山羊的羊，都各自有各自的依据。目前，大多数学者如余嘉锡、范祥雍、刘跃进等认为以杨树的“杨”为宜。

　　至于作者的籍贯，也存在争论。史料记载杨衒之为“北平人”，这个北平可不是今天的北京，而是北平郡。可是在北魏时期有两个北平郡，一属定州，一属平州，具体是哪个“北平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据后人考证，认为杨衒之祖籍为平州北平郡，即今河北遵化的可能性更大些。原因是“北平”之名，起于汉代的右北平郡，其地在今河北省东北部一带，所以平州的“北平郡”当沿自汉魏，是本名。至于定州的“北平郡”，则是北魏时因定州多有平州北平郡人，故另设一“北平郡”，这与南朝在京口设南徐州、襄阳设雍州是一个道理，属于侨置州郡之例。也就是说，定州北平郡是平州北平郡的人大量来到定州后起的名字，那么，多数定州北平郡人的祖籍就应属平州。目前，这一观点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杨衒之生活在北魏末年到东魏时期，曾担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等职。他写《洛阳伽蓝记》时，正是在抚军府司马这一职位上。

　　杨衒之写《洛阳伽蓝记》的社会背景，是由于从东晋十六国以来，社会动乱，佛教广为流行，以致“泛滥成灾”。上自皇帝、贵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都笃信佛教，以求精神上的解脱。特别是北魏时期，佛教尤其盛行。文成帝拓跋濬在平城就曾凿山建佛窟五所，即今日世界闻名的云冈石窟。到了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更是大规模地兴建佛寺。特别是胡太后主政时期，崇佛尤甚，下令在伊阙山造石窟寺，宫侧建永宁寺，铸丈八金佛一尊，中等佛像十尊，玉佛两躯，造九层宝塔，高九十丈，塔上立柱高十丈，夜静铃铎声传十里不绝。有学者称，佛教传入中国，塔寺建筑，规模宏大，以胡太后为最。据《洛阳伽蓝记》统计，仅洛阳的寺庙，在永熙之乱以前，就有所，而西晋末年洛阳的佛寺仅为42所，发展速度十分惊人。

　　然而，永熙三年，即公元年，北魏内部发生混战，孝武帝元修与大丞相高欢决裂，逃到关中投奔宇文泰，高欢于是在邺城拥立元善见为帝，是为东魏。后来，元修被宇文泰所杀，宇文泰在长安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此时的杨衒之到了东魏，而昔日繁华的北魏都城洛阳便从此衰落下去。

　　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即公元，杨衒之重过洛阳，眼见往日的繁华荡然无存，庙宇多被破坏，满目荆棘，不禁感慨，而写了这部《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写这部书的主旨有两点：

　　其一，是寄托怀念故国的情思。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杨衒之眷怀故国，情系北魏，成了他著书的第一个强大推动力。

　　其二，是借此书针砭时事，总结北魏衰亡的经验教训，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唐代释道宣《广弘明集》中说：“衒之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北魏统治者对于宣扬佛法不遗余力，大肆建造佛寺，岁无虚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弄得民不聊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杨衒之有感于此，对当时统治者的奢靡腐朽和佛门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同时，在《洛阳伽蓝记》中，作者对寺庙建置的侈滥也做了重点描写，还将宝刹与汉武帝的灵台、将佛殿与秦始皇的阿房宫相比，讽刺、批判、警示之意不言自明。

　　《洛阳伽蓝记》共五卷，分为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追记了北魏时期洛阳佛寺的兴衰，兼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人物、军事、风俗、地理、建筑、谚语、故事传闻、风土人情等。行文结构基本上是一寺一条，使人一目了然。作者以当时之人，记当时之事，堪称实录。特别是对北魏孝文帝迁都、胡太后佞佛、朝中变乱、官吏贪赃枉法、沙门侵占民财等事的叙述，可以补正史的不足，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杨衒之撰写此书时，为了保证材料的完善，又要兼顾行文流畅，于是采用了正文和自注两部分既分列又配合的编写体例，其形式是自注以小字夹附于正文中。这一点可以从刘知幾《史通》中得到印证。也就是说，在唐朝时还能分辨出正文与自注。然而宋代以后，大小字混淆，自注混入了正文当中，从此官私书目中再也见不到有关其自注的介绍。由于行文风格一致，加之正文与自注相辅相成，不会影响阅读，后人也就没有对这一问题提出疑问。

　　直到清代中期，考据学盛行。纪晓岚首先提出《洛阳伽蓝记》这部书应该和《水经注》一样有正文也有注，可惜《洛阳伽蓝记》的自注丢失了。同为清代考据家的顾广圻经过研究认为这本书的自注并没有散佚，而是在传抄过程中被混入正文了。也就是说《洛阳伽蓝记》在流传的过程中并没有丢失内容。顾广圻的这个发现给当时正在研治《洛阳伽蓝记》的吴若准以很大启发，他于道光十三年撰成《洛阳伽蓝记集证》，将正文与自注区分开来。

　　《集证》的刊行，为恢复自注进而恢复原书的面貌做出了贡献，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到了咸丰年间，学者唐晏有感于《集证》中区分的正文与自注不能反映原作的本意，于是采用了根据《水经注》的体式来辨析《洛阳伽蓝记》的方法，并撰成《洛阳伽蓝记钩沉》，重新确定正文与自注。

　　此后，研究《洛阳伽蓝记》者不乏其人，像范祥雍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等，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特别是对正文和自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代学者杨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成《洛阳伽蓝记校笺》。此书历评前人得失，集诸家之所长，文注分明，校笺精当。尤其在正文和自注的体例问题上，作者进行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划分，他的依据是：“凡言寺之由来，坊里所在，及人物名胜建置者为正文，而考订该寺所在，坊里人物之文献则为子注，时人言行，以及诡幻怪异之事，亦系于其间。”可谓切当。

　　时至今日，《洛阳伽蓝记》仍有其现代价值。

　　首先，《洛阳伽蓝记》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一点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明确的反映：“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阳，一时笃崇佛法，刹庙甲于天下。及永熙之乱，城廓丘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阳，感念废兴，因捃拾旧闻，追叙古迹，以成是书。……各署其新旧之名，以提纲领，体例绝为明晰。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这是对此书文笔优美的褒扬。

　　其次，《洛阳伽蓝记》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此书以记载洛阳佛寺为主，因此，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北魏当时寺院的布局、建造来源、建筑风格、园林景观等。此外，书中还展现了北魏时期的社会风貌。像北魏的“伎乐之盛”在书中就有充分的体现。“伎乐”是我国汉代以来源自于民间，而后又进入宫廷的俗乐的概称，也叫“散乐百戏”，它不仅仅指代音乐，还包括幻术、武艺、杂技等表演，但以音乐贯穿。本书卷一“城内”记载的由刘腾所立的长秋寺，每年的四月四日，举行寺内释迦牟尼像的行像活动，由百戏演员装扮成辟邪狮子等瑞兽，导引其前，演员们会表演吞刀吐火等幻术和杂技，且“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在说到景乐寺时，则有“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廖亮，谐妙入神”。再有，书中还详细记载了都城洛阳的经济状况，像通过此书卷四“法云寺”条和卷五“凝玄寺条”，我们可以得知：第一，洛阳地区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匠户增多，居住集中，于是出现了手工业区；第二，为了营业便利，加强相互往来，便有了同业的商业区；第三，商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以致出现刘宝这样甚至可以左右朝政的商人。这些可以补其他史书的不足。还需指出的是，书中还生动描写了一些人物形象，如徐月华、田僧超、朝云三位演奏家，又如刚烈贞洁的寿阳公主等。因此，有人称《洛阳伽蓝记》为一部“拓跋之别史”。

　　最后，书中揭露了胡太后专政、贵族腐化、军阀骄横、宦官乱政等弊端，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立场，同时警示了后世的执政者。据统计，书中记载胡太后多达二十处，说“太后临朝，阍寺专宠，宦官之家，积金满堂”，她还倾天下人力、财力，兴造庙宇。胡太后崇信佛法，广造庙宇，为的是乞福免灾，稳掌政权；结果却适得其反，母子相残，皇帝被杀，自己也难逃厄运。原因在于胡太后任用奸佞，纵容腐败，又极尽奢华，劳民伤财，这样的执政者怎能不败？谈到北魏贵族荒淫腐化时，“高阳王寺”条记载高阳王元雍的豪侈时说：“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可见，北魏统治集团腐朽到何等地步，北魏政权的灭亡已成必然之势，而后世更当以此为鉴。